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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记者胡健从北京出发
5月13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8.7%,低于市场预期的8.9%。 3月份的数据为8.8%,比1~2月回升0.2个百分点,但4月份出现了更小幅度的下跌。
备受期待的投资也不景气,17.3%的增长率不仅低于上个月,也是近13年来最低的记录。 经济数据的弱势并不令人担忧,但持续疲软背后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未来备受瞩目。
在刚刚结束的“中信里昂证券中国投资论坛”上,“每日经济信息”记者对中信里昂证券董事社长伍德进行了特别采访。 在他看来,房地产和资本外流是经济运营的两大风险,今年的gdp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7.5%,但会超过7%。
并且指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十分可靠,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调控上,也反映在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风险调控上,说中国爆发经济危机是有点危言耸听的话。
房地产和资本流失的风险值得关注/
nbd :结合宏观调控的思路,你觉得中国经济现在的运行状态怎么样?
伍德: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使经济增长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政策制定者们在这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今年的全国“两会”表明,将“改革”放在比“增长”更重要的位置。 但是,中国经济新的周期性下行证据浮现,ppi再次下跌是确定信号,3月份ppi比去年同期下降2.3%,为年7月以来最大的年降幅。
nbd :目前,来自经济行业的首要风险体现在哪些方面?
伍德:首先应该是不动产。 最近,有更多证据表明中国房地产住宅市场再次下跌。 三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由于诉求不振和库存过剩,这种疲软状态已很明显。
对于楼市调控,政府目前正在从行政紧缩转向更市场化的手段。 现在看到了非常清晰的证据,说明有点小城市的房价在下跌。
我们还看到12个大城市的销售额也在下降,即使在一级城市市场也在变冷,这只是房价下降的开始。 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如何以更加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控。
第二个风险来自外汇储备方面,其实是资金在中国外流流入。 这几个季度,我们注意到资本流入在增加。 这种流入不是外国直接投资,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汇率政策明显转变,3月份中国央行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每日幅度从1%扩大到2%。 这些措施似乎主要是为了抑制借入美元、港币等,宣传收益率更高的人民币计价产品的套利交易。
今年的人民币并不是只有一边升值,这些点差交易可能会受到一点损失。 这是因为资本外流,中国流动性可能紧张。
nbd :你如何估算楼市对经济的风险?
伍德:住宅房地产市场是未来几个月潜在系统性风险发生点的监控对象,我认为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在7%~7.5%之间。 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动产的低迷。
目前,银行体系中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放贷担忧已经家喻户晓。 之所以不恐慌,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中央政府的债务在同一个资产负债表上。 这是因为只要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依然健康,情况就还在控制之中。
然而,当住宅房地产市场进入市场主导的新一轮重大下跌期时,银行体系及其相关“影子银行”的通货紧缩损伤可能升级为系统性风险。 特别是考虑到热门商品的繁荣,我们依靠在有吸引力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的建设项目、房地产开发商以及目前受到压力的开采领域提供融资。
政府越来越希望房地产转向市场监管,但在流动性紧张的环境中,市场导向型放缓的风险将增大。
政府有风险控制能力/
nbd :正如你所说,改革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但是面对经济的停滞,如何拆解政府的想法?
伍德:如果这些房地产风险等确实是风险的话,我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否定经济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而且,政府慎重地相信,通过审慎的逐步杠杆化和比较性的改革,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尽管全球唱衰中国宏观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当前投资者对中国的关注和投资依然合情合理。 首先,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的成绩证明了中国领导层在引导经济向好的快速发展方面有足够的能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轻视中国宏观经济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决策者们显然有充分的认识,并没有予以否定。
nbd :你认为政府监管中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伍德:要进行结构改革,需要有容忍增长放缓的器量,至于把今年的gdp增长率目标定在7.5%左右还是7%,我觉得是很细致的事情。
目前,决策层紧张于经济增长,有可能实施越来越多的“反改革”刺激措施,更多的是考虑就业而不是经济增长率本身。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有弹性,大部分岗位来自民营企业。 因此,在去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策层把改善民营经济经营环境作为改革计划的重要任务之一。
现在,改善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据估计,中国的实际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创造160万人的新增就业岗位。 如果允许城市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服务业快速发展,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规模经济,扩大就业的空区间将更加广阔。
这个看法确实是正确的。 据估计,目前约80%的城市就业来自私营企业,至少90%的新就业由私营企业创造。
nbd :在金融市场监管中,政府对风险的控制力如何?
伍德:中国领导层没有否定投资过热和信贷增长过快的问题。 这确实是个挑战。 这个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中国会不会迅速推进全面金融自由化。 如果太快也不用的话,中国真正的“明斯基之时”,也就是资产价值崩溃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但是,目前决策层的共识是,尽管近年来资本账户更加开放,但一旦决策层认识到资本外流是个问题,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要有办法重新控制局面,这一点很重要。
金融服务业改革的动力/
nbd :中国金融业在监管、改革、风险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影子银行”问题?
伍德:考虑到信托产品即将到期的风险,今后几个季度中国明显存在一些必须跨越的雷区。 截至目前,年下半年和年到期的信托产品至少达到人民币2万亿元和3.6万亿元。
如果煤矿和小城市的房地产相关信托产品有问题,将来到期的类似产品不断增加,政府会每次都去救助吗? 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因为这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 政府必须让这个市场有一定的纪律,一点点的产品就可以去违约。
nbd :中国的信用增速过快,货币库存过大,受到外界的热议。 你如何看待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伍德:今年中国央行的m2目标为13%,从年化增长来看,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明显逐渐放缓。 人民币银行贷款增长率已从去年9月的去年同期的16.3%放缓至今年3月的去年同期的13.9%,社会融资存量增长率从年4月的去年同期的22.7%放缓至今年3月的去年同期的16.7%。
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信用对名义gdp的增长率应该会慢慢恢复到雷曼危机之前的水平。 2004年至2008年间,银行贷款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基本同步。
我们预计现有社会融资数据中报告的融资活动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是来自现有融资的再融资,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展览会融资。 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有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贷款不用于投机活动,而是流入基础设施行业,至少有一部分用于公共事业。 但是,消极的一面也很明显,现有的贷款展览会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拉动。
nbd :互联网金融在当今中国是热门词,你怎么看其背后的逻辑?
伍德:经济背负的重担明显反映在以前流传的国有部门产能过剩上。 ppi持续负增长就是其表现,结构改革确实意味着国有部门迟早要改革。 但是,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重大国有企业改革即将拉开帷幕,改革动力依然强劲的行业是金融服务领域。
尽管中国央行对信托和相关理财领域带来的风险保持警惕,但鼓励财科技商品全面繁荣、推进实质利率自由化的意图也显而易见。
央行鼓励互联网金融作为急需的催化剂,推动无创新动能银行领域的重新洗牌。 其中的风险是带来金融危机的风险,但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决策者们对金融领域的监管感到痛心,说危机很快就会爆发,这是令人悲观的。
来源:经济之窗
标题:“伍德:中国经济虽存风险 但调控能力令人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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